来源：解放日报（整版报道） 2022年9月16日 解放周末/对话
标题：先撒一把种子 ——专访上海师范大学原校长杨德广
作者：沈轶伦
杨德广 1940年出生。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教育名家、第十届中华慈善楷模、上海慈善之星。曾任上海大学校长、上海师范大学校长等。 沈轶伦 摄
“忠诚人民教育事业，依法履行教师职责……为民族复兴广育英才。”日前，2022年上海市新教师入师入会仪式隆重举行，带领全体新教师庄严宣誓的，是82岁的上海师范大学原校长杨德广。
即便已远离讲台多年，但杨德广依然用自己的行动延续着传道授业的天职：“人活着，就应该有所作为、有所奉献。”
上海师范大学徐汇校区东部，进门右手第一幢建筑就是教苑楼。位于楼内的杨德广工作室的门没上锁，谁去敲门都能听到应答——一句中气十足的“请进”。
于是人们推门进屋——
有时候是工作人员进来和杨德广说事情；有时是热心老师过来向杨德广牵头的慈善基金捐款；有时，是校内的保安或者保洁员进来和老校长聊一会儿育儿经。几天前，有几个中学生小记者来采访杨德广。他和少年掰手腕，展示自己臂上的肌肉。“要每天锻炼身体，将来才能为国家做出更大贡献”，他在赢了孩子后这么嘱咐。
杨德广今年82岁了。
自1960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到今天，62年的都市生活在杨德广身上没有留下很明显的痕迹。他个子不高，皮肤不白，穿得不时髦，所用文具和水杯皆不讲究，开口乡音依旧浓重。但上海这座城市，也完全改变了他，他在这里成家立业，走上大学校长的岗位，并在退休后，以这座有影响力的城市为舞台，不断开拓教育和慈善工作。
2010年，杨德广70岁时，把积攒的100万元的书稿费和讲课费全数捐出，并卖掉名下一套房子，共筹措到300万元捐给教育事业。
2014年，杨德广发起成立阳光慈善专项基金，主要针对新疆、西藏、青海等12个西部地区，每个地区选一个贫困县，资助一部分被评选为“阳光优秀生”的贫困学生。现在，已经有100多名爱心人士加入，8年来资助了2000多个学生，九成以上都考取了大学本科。
杨德广工作室东墙上贴着一张中国地图，一些西部地区的地名上插着红旗造型的大头钉。这是阳光慈善专项基金目前惠及的地方。
“因为我也是受到社会的恩惠，才改变了命运，从农家子弟成为教授的。”杨德广说。
尽管有人说他不值，有人叫他“杨德戆”，但毕竟有人因为他而改变命运。为此，杨德广想把更多红旗，插在这面地图上。
改变
世上最重要的是“今”
解放周末：刚刚进来的那位阿姨是学校的保洁员吗？
杨德广：对，她在上海师范大学当保洁员，她老公在这儿当保安。许多年前，我担任上海师范大学校长时，负责后勤的同志和我说了她家的情况，说她身体不好，一只眼睛看不见，还要供两个儿子念书，不容易，希望给她找份工作。我马上同意了，他们夫妻俩就一直在学校工作。
她的大儿子从上海一所高校硕士毕业后，本来准备找工作。我请那男孩来我家吃饭，劝他继续攻博，并汇给他一万元。不久后，他考取了同济大学的博士。我又无意中得知他弟弟将从北京一所重点大学毕业，准备放弃去名校交流的机会，为家里减轻负担。我立即又给那个男孩汇了一万元。后来，他被上海交大录取，硕博连读。刚才，他母亲来是告诉我大儿子博士毕业了。
解放周末：听到这个消息后您开心吧？
杨德广：我间接地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人才培养工作，并有了成果，很高兴。两万元钱，对追求时髦的人来说，可能就是买个名牌包，但用在这里，说不定就能改变两个青年和他们家族的命运。
你看我（起身拉拉自己的上衣），我对名牌一点不懂的，我要很好的穿的、用的干什么呢？我的钱用于帮助最需要的人，是最有价值的。
解放周末：您小时候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经历？在困难的时候得到过别人的帮助？
杨德广：很多很多。我受到了很多很多的帮助，才能一路走到今天。
我父母都是文盲，日子过得饥寒交迫。整个家族里从来没有人读过书。1940年我出生前，我父母已经准备好把我送人了。当时，我上面已经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家里穷得实在养不起第三个孩子了。但等到我妈妈分娩时才发现，这一次竟然是双胞胎，而且是龙凤胎。
我一出生就特别能吃，母亲没有奶水我也拼命吸。豆芽汤、米汤，凡是能吃的东西，我都吃。但妹妹很孱弱，不怎么吃东西。父母觉得养活我成本很高，就决定把我送掉。但姐姐拦了下来，说男孩子长大可以帮着多干重活。就这样，我父母托邻居把妹妹送去了育婴堂，从此杳无音讯。我长大后拼命帮家里干活，我会割草、采野菜，做什么都特别卖力，就是为了让父母和哥哥姐姐觉得他们留下我没错，我能帮家里分担困难。
新中国成立了，我这样的穷孩子也能免费念书了。但生活刚刚好转，1951年我母亲就去世了，当时她才43岁。去世前，她把我叫到床前，说：在旧社会我们一家人命苦，好不容易解放了，要争气，在新中国要做个有本事的人。“要争气，要有本事”，这就是母亲给我的教育。
解放周末：所以，看到保洁员的孩子，能唤起你很多的童年记忆。
杨德广：我一看到贫困而品学兼优的孩子，尤其是农村孩子，就特别触动。对这样的孩子来说，在关键时刻，有人能拉一把，是真正的雪中送炭。
新中国成立后，我成了我家第一个能上学念书的人。考初中那年，我没考上，就去南京姐姐家复习，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了南京九中的校园，那么整齐美丽，还有规整的操场。我立下决心要考上这所学校，终于在一年后如愿。
南京九中是一所好学校，我从农村一下进入城市，觉得幸福极了。我的哥哥14岁就到上海当学徒，一个月有20元收入，他从牙缝里省下钱来，每个月寄给我10元。其中的8元5角，就是我每月全部伙食费，剩下的1元5角是我的零花钱，我就用来买书和文具。从1954年到1960年，我在南京九中树立起了我一生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我记得，当时有一位体育老师说，你们要好好锻炼身体，可以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当时人均寿命还不是很长，50年是个相当了不起的目标。我记住了老师的话，当天下午就去操场跑步，一直坚持到大学毕业，我每天都要跑上三四千米。为了节约鞋子，我经常赤脚在煤渣跑道上跑步，还练单杠、双杠、吊环，爬绳、打球，从身体孱弱到长出肌肉，后来还加入学校的舢板队成为舵手。现在，我手臂上还有肌肉。
多年后，有一次中学校友聚会时，我问同学们，还记得体育老师的这句话吗？都说不记得了。我从这件事引发思考：什么是教育？教育者要对受教育者施予积极影响，受教育者要主动接受影响。
现在，很多家长、学生问我，求学生涯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我告诉他们，世上最重要的是“今”：今日知道，今日立刻做到。
受助
培育之恩当涌泉相报
解放周末：当同龄人知道你经济上比较拮据后，你们之间是怎么相处的？
杨德广：我读中学时，班上有个同学是印尼归国华侨，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好。当时正值困难时期，他经常一个月两三次带我去饭店吃饭，给我补充营养，让我在物资匮乏的时代没饿过肚子。
还有一位同学顾湘杰，后来成了华山医院骨科专家。我们是高中同班同学，毕业前学生宿舍大修，我无处可去，他让我去他家住了近三个月。他们家给予我无私照顾和温暖，帮助我顺利考上了大学。
当然，对我帮助最大的是三所母校的老师们。我认为，得到人家的一点帮助，永远不能忘记。我给三所母校都赠送了锦旗“培育之恩，涌泉相报”，并设立了“杨德广励志奖学金”。
解放周末：我曾经采访过一位企业家，也捐助过不少贫困学生。那些孩子长大毕业走上社会后，只有个别人会向他道谢并保持联系。有一次，他认出了一位学生，对方扭过头去表示不认识他，这让他非常伤心。
杨德广：其实，接受捐助的人的心情也很复杂，有时他们未必不感恩。我们做慈善工作的感受，的确是大多数受助者事后不会主动和捐助者保持联系。但我本人是那个愿意感谢捐助者的人。
我们小时候的社会环境，是不以家境贫寒为耻的。所以我接受助学金、接受别人的帮助，是不会有任何屈辱感的。但现在的社会评价体系发生了变化，一些家境贫困的孩子，对金钱的理解和我小时候不一样，可能会在面对贫富差距时觉得失落、觉得低人一等。所以我们要理解他们，要开导他们。
在做慈善公益活动的过程中，我常常对接受资助的优秀贫困学生说，你们目前在经济上遇到困难，这不是你们的错，也不是你们家长的责任，而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不要责怪父母，也不要自怨自艾，你们要做的是自立、自强。所以，10多年来我每年都要去三所母校颁发奖学金，与受助学生交流，讲自己的成长道路，勉励他们“为国兴旺、励志图强”。
而对慈善爱心人士来说，心里也要清楚，慈善不是投资，慈善就是不期待回报，不期待感激。慈善是无私的奉献。就好像做教育工作一样，撒下一把种子，不期待种子感谢自己。但只要其中有一颗发芽长大了，未来就能给无数人带来绿荫，你的目标是为整个社会谋福利。
学习
寻找一生的内驱力
解放周末：1965年您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后留校，之后一直在和高校学生打交道。50多年过去了，您觉得大学生的精神风貌方面发生了什么变化？
杨德广：以前大学生物质上贫苦，但精神上很昂扬。
我在1960年8月28日到华东师范大学报到时，背了一个旧麻袋，口袋里只有3元钱。老师看我没有棉衣，到了冬天时给了我一套旧军装。那军装的裤腿非常肥大，寒风从裤管下面钻进来，吹着我没有穿秋裤的腿，非常冷。我就自己用针线修改裤管，用旧布裹上棉花套在腿上防寒。在大学里我念的是海洋水文气象专业，在那里我遇到了我后来的妻子。她出身上海平民家庭，也是个非常俭朴、非常善良的人。
1963年3月5日，全社会开始学雷锋。我的人生就有了新的目标。和平年代，我们不可能成为战斗英雄，而要像雷锋那样做好事，做好身边的一件件小事，帮助一个个具体的人。我和妻子在1968年成婚后，仍然互相鼓励一起“学雷锋”。有了两个孩子后，我对他们的分数并不那么在意，但要求他们注重劳动、关爱他人、要有爱心。回家后我不检查他们的成绩，但评比他们干家务的情况。我的孩子们在小学二年级时都已经学会烧饭做菜了。
现在的高校学生，整体学识比我们更厉害，比我们在物质条件上普遍好很多。但似乎有部分学生不及我们当年的大学生那么昂扬向上。我听说现在很多大学生动不动说要“躺平”要“佛系”。我想，要反思我们教育的问题，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
解放周末：您觉得可能是哪些地方出了问题？
杨德广：我认为，目前我国的教育存在“四过”：学前教育过早，义务教育过累，高中教育过窄，高等教育过松。
让学龄前的孩子学太多知识，不符合儿童身心发展规律，也不符合教育规律。学前教育的重心应该在“玩”，在玩的过程中让孩子养成好的行为习惯，身心健康。小学阶段的孩子应该半玩半学习。初中教育是最重要的，因为初中生经历生理和心理转折期，这也是现在小孩子心理上最容易出现问题的时段，需要家长和老师尤其用心，加强身心健康教育。
而高中阶段要分流教育，要多样化。评价体系也应该多种多样，不能唯分数论。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是“宽进宽出”，应更充实大学生的教学内容、课外活动和精神生活，应实施“宽进严出”和“淘汰制”。要让大学生有较大的学习自主权，成为学习的主体。各级各类学校都要把“立德树人”作为主要任务，把“德智体美劳”贯穿于教育教学过程之中。
我们读书的时候，有很强的改变国家“一穷二白”、改变贫困生活的意愿，驱动自己不断往前。但对现在的孩子来说，关键是要寻找到这样一种内驱力。当然，教育上的问题，折射出的是许多社会问题。
现在，我的孙辈，一个在念高中，一个在念初中。我对正在读初中的孙子只有一个要求，别人一定想不到的——就是每天学校发的午饭要“光盘”。就这个要求，其他没了。
财富
折射个人的价值观
解放周末：2010年，您为了捐赠教育事业，将名下一套房子卖掉了。当时为什么卖房？
杨德广：我卖房的时候，不止一个人和我说，你不要卖房啊，要帮助贫困生，捐点钱就行了，毕竟房子升值快。但我想，我能从一个农民的儿子成为大学教授、大学校长，是党和人民给予的，具体来说，是三所母校的培养。我一直想回报母校的培育之恩。我捐出仅有100万元的书稿费和讲课费，每个学校只给30多万元太少了，表达不了我对母校的报恩之心。
在卖房前，我和女儿、儿子商量过，他们都很赞成。他们虽然都不是大富大贵，但都有稳定的工作和家庭。把房产留给他们，固然天经地义，但只是锦上添花。而将这笔财富用在贫困生身上，是雪中送炭。同样一笔钱意义不同。
2003年，我妻子去世了。如果她还在，也一定会支持我。家长对孩子的帮助，不仅仅是生活上的照料和物质上的给予，更应该是一种精神上的影响和培育。我想在这点上我和我的子女是有共识的。这不是一个财富传承的问题，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
解放周末：那一年您正好70岁，开始做慈善，是不是也有开启人生新一页的意味？
杨德广：人生走入古稀，对财富的观念和年轻时肯定有所不同。
我大学毕业后，留在华东师大担任团委书记，后来当上海高等教育局副局长、上海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的校长，出去公务、做讲座，坐了几百次飞机，但从来没有在机场吃过饭。有一次从东北到上海，飞机误点5个小时，我进了餐厅看了看菜单，一碗面条居然要68元，量也很少。最后我买了一盒方便面，只要8元钱。
实话说，我不是没能力在餐厅消费。但我想，我也没亏待自己。第一，我同样吃饱了。第二，我节省下60元钱，不就可以供20个学生的营养午餐吗？想到这里很开心。
说到营养午餐项目，那是我2010年捐出300万元后的事情。当时我觉得我的慈善工作已经到头了，不料一位企业家闻讯后来找我，主动说给我经费做慈善。我本来婉言拒绝了，后来从媒体上得悉西部地区小学生需要加强营养午餐，于是我们开始开展营养午餐项目。
为了确保钱真正落到学生手里，我和那位企业家背着一捆捆现金去实地查看。我记得，在甘肃的一所小学，我看到孩子们午饭就吃窝窝头，没有菜、没有水，我不禁流下了眼泪。当地连井水也没有，只有山上流下的地窖水供他们喝。我们当场留下一笔现金，当地政府也承诺同时拿出经费。回到上海后，我生了一场病，一想到这些孩子，就很揪心。第二年我们又去当地看了，唯恐资金不能落到实处。到现场一看，果然学校建起了一个食堂。我们后来连续5年投入，共有4000多名贫困生自此吃上了两菜一汤的午饭。
2013年后，随着国家提出精准扶贫，我们发觉这样在生活上很困难的孩子越来越少，各地对教育的投入保障也越来越好。我想，钱，应该用在什么地方？钱，应该用在需要的地方。2014年，我发起成立阳光慈善专项基金，主要面向新疆、西藏、青海等12个西部地区的一些优秀贫困学生。现在，已经有100多名爱心人士加入，我的朋友、同事、学生都很支持。我带过的研究生，有的刚参加工作，就把第一个月的工资捐出来。我们采取“对接式”慈善资助，确保把钱送到学生手里，受助学生收到奖学金后，我们鼓励孩子给捐助者发信汇报一下自己的学习情况，让捐助者知道自己的善款落到实处。
解放周末：因为开展慈善工作，您曾说过一句“活明白了”。您明白了什么？
杨德广：明白的是我今天的一切，是党和人民给的；明白财富不属于个人，应回报社会和人民；明白现在还有不少需要帮助的人；明白课堂上是有形的教育，现在我没有课堂了，我做的是无形的教育，还可以把传道授业的工作继续下去，这就是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责任。明白人活着，就应该有所作为、有所奉献，活到最后一刻，也要工作到最后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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