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解放日报 2021年5月25日 11版：思想周刊/思想者/连载/广告 版面头条
标题：打卡红色地标 见证建党伟业 ——苏智良教授在东方讲坛·思想点亮未来系列讲座的演讲
思想者小传
苏智良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城市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文史资料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等。
今年第10期《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强调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党史馆、烈士陵园等是党和国家红色基因库，要把红色资源作为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的生动教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中共建党活动最为集中、最为丰富的城市。早期革命者筚路蓝缕、开拓前行，在上海办报刊、搞集会、建社团、开会议，形成特色各异的红色政治场域，成就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伟业，也给后世留下了众多光彩夺目的红色足迹。
经粗略统计，上海至少有40余处场所与建党活动有关。这些空间场域是独一无二的红色历史地标，形象而直观、丰富且独特，具有强烈的感召力，是上海乃至中国不可或缺的红色纪念地。
学习党史，很多人会问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诞生在上海？我的回答是：因为上海这座城市为中共建立提供了可能。简而言之，近代上海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其他城市、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诸多社会、历史条件。
简单概括一下：上海是近代中国的工业、金融、贸易、科技、航运、文化、出版、教育中心，是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重要中心和工人阶级最密集的中心城市，具备马克思主义政党产生的各方面条件。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成立是上海城市近代化的结果，而共产党的成立及其有声有色的活动也构成了上海近代史的华彩乐章。
这次演讲，我就重点向大家介绍一下，建党图景是如何在上海展开的。
黄浦江码头：革命者“走出去”的首选通道
应该说，作为工业化、现代化和国际化都市的近代城市，上海提供了适宜的建党条件。具体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与中心，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发祥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上海的工业飞速发展，工业产值占全国60%以上，金融占到80%左右。1921年，上海工人50多万，占全国工人总数四分之一。工人阶级的壮大与阶级觉悟的提高，为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当时，深受压迫的工人阶级具有极高的革命性。工人们在罢工中公开宣称政治诉求：“吾辈数十万工人，愿牺牲生命，为学界商界后援，与野蛮的强权战。”罢工的目的是“不要我们的国家变成朝鲜第二”，是为了“格政府之心，救灭亡之祸”。
第二，上海是近代中国与世界联通的重要窗口。
上海曾有一条河叫“洋泾浜”。今天，我们还常用“洋泾浜”来形容“中式英语”，也指中英文混用的情况。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形容？因为上海最早的贸易就是在这条河上进行的。当时，中国人不怎么会讲英文，外国人也不太会讲中文，所以就出现按照中国语法来讲英语的“不规则英语”。
上海是一个港口城市，建立了连接外国的多条远洋航线，可谓中国最先结缘全球化的城市之一。革命需要同世界各地发生联系，便利的交通使上海成为革命者“走出去”的首选通道。
100多年前，在黄浦江码头发生了一件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大事，那就是赴法勤工俭学运动。1919年3月17日，89名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乘坐“因幡丸”邮轮，在汇山码头起航。到1920年12月，先后有1600名中国学生从上海出发远涉重洋，包括陈延年、陈乔年、周恩来、邓小平、王若飞、刘伯坚、陈毅、李维汉、李富春、蔡和森、向警予、李立三、徐特立、聂荣臻等。毛泽东第一次到上海来，就是欢送新民学会的朋友到法国去。
为什么选择去法国留学？因为当时的中国人认为法国很先进，年轻人可以到法国去学习现代化经验。邓小平留法时坐过巴黎地铁，而且因为半工半读，还参与制造过雷诺汽车等。这些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对他后来规划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产生了影响。
第三，上海发达的媒介网络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
1899年，上海广学会创办的《万国公报》第一次提到马克思、恩格斯。1903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的《近世社会主义》，是第一本系统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译著。书中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活动及学说，称其为“一代之伟人”。1907年，上海世界社的《近世界六十名人》第一次刊登马克思肖像，后来被第一部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用作封面。
伴随新文化运动的勃兴，上海逐渐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的集聚与活动中心。比如，出生于浙江绍兴的邵力子中举后，放弃考进士的念头，来到上海求西学；赴日留学后，又返回上海主持《民国日报》。
1920年3月，因内讧而离开北京的施存统，原本打算去福建漳州，投奔有“社会主义将军”之称的陈炯明，但在《星期评论》社与上海知识分子交流后，发现“投靠军队，不如投身工厂”。于是，施存统留在上海，成为《星期评论》社的辅助人员。
老渔阳里：传播革命思想的重要前沿阵地
渔阳里街区作为上海建党的活动中心，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意义。渔阳里有老、新之分，分别指的是老渔阳里2号、新渔阳里6号。这里是共产党和青年团组织的创建中心、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中心、革命青年的培育中心、工人运动的策划中心、各地建党的指导中心。
1920年2月中旬，陈独秀为躲避北洋军阀的追捕，在李大钊等人的帮助下离京，只身来到上海，“途中则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事”。4月，陈独秀入住老渔阳里2号，并邀请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几位同仁商量《新青年》复刊之事。
史料显示，参与商谈的有《星期评论》的编辑李汉俊、沈玄庐以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编辑邵力子等人。不久，李达从日本回沪，担任编辑工作，并入住老渔阳里2号。5月，陈望道获邀加入编辑部。复刊后的《新青年》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传播革命思想的重要前沿阵地。
在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李达等人还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独秀为召集人，成员有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施存统、邵力子等。后在陈独秀的倡导下，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社。由陈望道翻译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就是交由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的。研究社还先后出版李汉俊翻译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李达翻译的《唯物史观解说》等。
1920年6月，陈独秀约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和陈公培，在老渔阳里2号成立“中国共产党”，后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由此，老渔阳里2号进一步成为革命者的聚会中心，各地革命者纷至沓来，以至于一块小黑板用粉笔写有一行字：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
也就在这个月，毛泽东走进老渔阳里2号，与陈独秀探讨马克思主义。这是他一生中的关键时刻——“到1920年夏，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还有一个数据值得强调，中共一大召开前，先后在老渔阳里2号入党的有李达、沈雁冰、林伯渠等20人左右。可以说，老渔阳里2号是当之无愧的“初心之地”。
新渔阳里：培养青年干部的重要活动空间
新渔阳里6号是重要的建党活动空间。
1920年7月，中俄通讯社在此设立，后改称华俄通讯社，杨明斋担任社长。这不仅是共产国际使团在中国的第一个工作机构，也是中国共产主义组织最早的通讯社。为了扩大信息传播，中俄通讯社还在北京设立分社。
通讯社的主要任务是向共产国际报道中国革命情况，发送共产国际和苏俄方面提供的消息。
一方面，向《新青年》《民国日报》等供稿，介绍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经验，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情况、材料。
另一方面，将京沪报纸有关中国的重要消息译成俄文，发往莫斯科，向苏俄报纸供稿。通讯社发的第一篇稿件是7月初刊发在上海《民国日报》的《远东俄国合作社情形》。
1920年8月22日，俞秀松、施存统、陈望道、李汉俊等8名平均年龄为24.5岁的青年人，发起成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俞秀松为首任书记。
俞秀松撰写的青年团章程明确规定，团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科学理论、实现自由平等，宗旨是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和宣传社会主义。到1921年3月，各地团组织产生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机关仍设于新渔阳里6号。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外国语学社在新渔阳里6号创办，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刘少奇等都曾在此学习过。
1920年10月3日，李中作为筹备书记，在新渔阳里6号主持召开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确定了机器工会的五大原则。陈独秀、杨明斋、李汉俊等人以嘉宾的身份出席会议，李中等5人被推选为机器工会办事员。
毛泽东曾赞誉同乡李中，“以一师学生在江南造船厂打铁……帮助陈仲甫先生等组织机器工会”。
上海石库门：党史学习教育中的宝贵资源
除了新老渔阳里，还有一些石库门在建党伟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一是树德里。
1920年秋，望志路树德里106号、108号房屋建成不久，李汉俊随兄长李书城就搬迁入住。当时，望志路的北侧是一排新建石库门建筑，马路南侧是一片菜地，菜地旁有一所庵堂，路口向西仅有一些平房和几家小手工业工场，可谓人烟稀少。加之石库门独门独户、围墙又高、私密性强，有利于开展革命活动。
1921年7月23日，在望志路106号召开了中共一大。1964年，毛泽东在会见李书城时说：“你的公馆里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党的‘产床’啊！”
二是辅德里。
辅德里最早建于1915年。1921年，李达租借辅德里625弄为寓所。中共一大后，李达担任中央局宣传委员，负责党的宣传、出版工作。1921年9月，人民出版社在辅德里诞生，由李达主持并兼编辑、校对和发行，出版《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列宁传》等革命书籍。
1922年，中国共产党在辅德里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此外，位于辅德里的平民女校，是我们党创办的第一所新型妇女学校。校务主任先后由李达、蔡和森担任，陈独秀、高语罕、邵力子、陈望道、沈雁冰等先后前来授课。
三是三益里。
三益里17号是《星期评论》的编辑部所在地。《星期评论》与《每周评论》《湘江评论》《新青年》并称为宣传新文化的“四大周刊”，发行量一度达到3万多份。《星期评论》社初设于新民里5号，1920年1月搬至三益里。
后来，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也入住三益里17号。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全权代表维经斯基曾受邀来到《星期评论》社，与大家商谈建党事务。
四是成裕里。
又新印刷所设在成裕里7号，是一幢坐南朝北的石库门里弄建筑，由陈独秀、维经斯基、俞秀松等参与建立。“又新”，意蕴“日日新又日新”之意。其承印的第一本书便是《共产党宣言》。《新青年》《共产党》《劳动界》《上海伙友》等，也在此印刷。
总之，红色革命历史是上海城市的重要文脉。遍布全城的建党地标是最好的历史见证，也是党史学习教育中的宝贵资源，值得深入梳理和总结，值得大家尤其是青少年去“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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